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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全球格局变化将对我国宏观政策带来挑战

时间:2018-01-09 10:17  来源:牙克石市商务局  作者:牙克石市商务局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仍低于目标,全球经济总体仍处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运行阶段。这些都将给中国贸易、投资、参与全球分工和治理等带来新的挑战。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意味着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在客观上要求中国的宏观政策要考虑更多因素。一是如何平衡好自身经济发展与承担全球协调责任。二是如何提高中国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

  ■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中国更多是以开放促改革,让国内规则接轨国际规则。下一阶段应做好两个统筹,既要让国内规则吸纳国际规则中的合理成分,又要让国际规则的发展步伐与国内规则的改革进程相协调,统筹安排国内外市场、资源和规则。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全球经济中所拥有的地位和影响力已大大提升。从国际来看,我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增量为世界第一,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大,这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对外溢出效应越来越大,而且国外对我国的溢回效应也在增大。因此,在关注国内形势变化的同时,我国宏观政策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将政策的外溢影响纳入考量。

  溢出效应明显 协调难度加大

  经济金融全球化程度较过去大幅提升是宏观政策面临的一个重要变化。二战后世界经济总体上一直朝着经济全球化方向发展,金融全球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随着经济规模不断增大、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联系也更加密切。这增加了外部经济、政策对中国宏观调控的影响途径,外部政策及中国自身政策的溢出和溢回效应不断增强,中国宏观调控受到的外部约束也不断增多。

  各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溢出效应明显

  第一,美国货币政策开启正常化进程,将对其他国家经济和政策产生较大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和政策都是影响全球经济、资本流动和各国货币政策取向的重要力量。随着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加快,美国利率开始有所回升,这会带动全球金融市场借贷成本的提高。同时美元进一步走强,将影响全球流动性状况,使得跨境资本加快从新兴市场撤出并回流美国。近年来,随着美国进入加息周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双向波动中呈现阶段性下行趋势。2017年以来,在国内经济企稳、美元指数走弱、跨境资本流动管理趋严和引入逆周期因子等因素影响下,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但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仍是影响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外部因素,会进一步加大国内利率与汇率政策的协调难度,制约中国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效果。

  第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分化。近两年,各经济体经济复苏的步调并不一致,经济分化导致了货币政策分化。发达经济体告别过去同步宽松局面,货币政策调整的步调也有所差异:新西兰率先加息,美国经济温和复苏,并于2015年开启了加息周期;同期的欧洲、日本等经济体依然徘徊在衰退的边缘,货币政策保持宽松,并在2014年底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2017年以来,随着经济的逐步回暖,加拿大、欧洲、英国等主要经济体开始加息或实施QE规模缩减计划。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同样分化,过去在发达经济体持续宽松时,俄罗斯、巴西曾连续加息。目前,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为促进国内经济复苏,巴西、俄罗斯等国又开始下调基准利率。

  各国政策分化会引发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增大国际外汇市场、利率市场、股票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的投机性和波动性,冲击各经济体货币汇率和市场稳定,从而加大新兴市场国家利率与汇率政策的协调难度。此外,货币政策分化不仅使政策实施国难以达到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还会引发国际上“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使跨境资本流动方向发生逆转,诱发新的金融风险。

  第三,中国“双顺差”格局正在改变,管理资本流动和稳定汇率的难度增大。外汇占款曾经是中国补充货币的重要渠道。近年来,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一是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增长放缓。二是受中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走出去”等方面的影响,资本项目由过去的顺差转变为逆差。三是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由过去的单边升值转为双向波动。同时,受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通胀水平和货币政策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影响,国际资本流动方向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对国内的流动性、人民币汇率、市场利率等方面产生影响。由于“双顺差”格局的变化,中国管理资本流动、补充货币和稳定汇率的难度明显增大。

  中国宏观政策也会影响其他经济体

  同时,作为经济大国,中国因素已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关键变量。在大宗商品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大,中国原油需求量占世界的比重不断上升,在2016年达到12.1%。与此同时,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较高,有66%的原油需要进口,这意味着中国需求对全球原油市场有较大的影响。中国需求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所产生的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内的通胀水平,对下一步宏观调控提出新要求。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中国对大宗商品的进口依赖度越来越高,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但随着大宗商品市场的“金融化”发展,中国更多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缺乏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定价权。这不仅会通过价格渠道影响宏观调控措施,也关系到工业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等问题。

  在贸易投资方面,中国对与通过全球价值链紧密连接的国家或地区影响显著,如韩国、马来西亚等。这些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贸易投资活动影响。在金融方面,受中国经济地位上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高和使用范围扩大等影响,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明显增加。

  经济发展外部环境趋于复杂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总体趋好。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以各种形式出现,未来外部环境总体趋紧。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仍低于目标,全球经济总体仍处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运行阶段。这些都将给中国贸易、投资、参与全球分工和治理等带来新的挑战。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正在重构

  近年来全球贸易陷入数十年不遇的困境。截至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已经连续5年低于GDP增速,出口额从2014年的19万亿美元大幅下降了16%,至16万亿美元。无论是中国、墨西哥这样的出口型发展中国家,还是韩国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近年来外贸增速均表现低迷。

  这反映出当前全球贸易的低迷不只是单个国家自身要素成本上升、有效汇率升值等结构性问题或是外部需求放缓等周期性因素造成的,而是全球贸易正在发生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危机后将供应链转向国内,使得全球价值链链条缩短,价值链国际分工深化带来的贸易发展遇阻。虽然今年以来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逐步复苏,贸易增速明显好转,但是在“再工业化”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正在重构,其影响将较为深远,值得进一步关注。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据WTO报告称,自2008年以来,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达到1671项,其中1263项(占76%)仍在实施。从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G20出台的各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多达145项,相当于每周出台5项限制举措。中国则是遭受各国贸易保护的热点地区。2017年上半年,我国产品共遭遇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37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涉案金额53亿美元,虽然较上年同期有明显降低,但与过去5年同期相比,仍然处于高位。

  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再造

  随着全球经济贸易低迷、各大经济体经济分化和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贸易规则谈判与投资规则谈判并重的各类双边、多边和区域性贸易和投资体制安排。在当前及未来阶段,各种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大幅增加,可能会导致国际投资和生产的转移与重新布局,使得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面临重组,国际贸易投资格局将更趋多元化,这些都对中国未来贸易、投资、监管等对外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

  高、低端均面临竞争压力

  近年来,中国比较优势的来源正在从充裕的廉价劳动力转变为资本积累。而在这一转折期,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正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一方面,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在高端供给方面具有先发优势。特别是“再工业化”的提出,美国积极推动的减税计划,将对中国产业竞争力提升和经济转型升级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在中低端供给领域面临低收入国家如印度、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的追赶。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在成本、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的优势正在不断突显,将在吸引外资、传统产品出口方面与中国进行有力竞争

  平衡好自身发展与国际责任

  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合作的定位也开始有所转变。近几年来,中国更加积极寻求融入和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体系,着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提出加入服务贸易谈判申请,促进环境产品清单和信息产品扩围谈判。中国在全球治理和规则重构方面变得更加积极进取:“一带一路”倡议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AIIB)应运而生,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践行结伴但不结盟的外交理念,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截至2016年,中国已与9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推动与澳大利亚、韩国、亚太、欧亚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成功举办APEC、G20会议,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意味着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在客观上要求中国的宏观政策要考虑更多因素。一是如何平衡好自身经济发展与承担全球协调责任。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过程中,政策上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本国的经济效益,还需要考虑各国利益的协调、政治、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因素。二是如何提高中国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过去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上“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交替出现,不少人对中国的崛起怀有疑虑甚至是敌意。因此,中国需要加强总结自身发展实践和经验,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让更多国家理解、接受和认可,这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协调国际合作的重要保障。

  中国经济体量已经足够大(GDP总量在全球占比达到15%),这是中国与其他经济大国进行政策协调的有利条件,能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软实力,增强谈判筹码。同时,中国宏观政策要解决的问题众多,增加就业、去产能、保护环境、保证能源供给、扩大贸易、对外投资等,每一项目标改善都能对其他经济体带来巨大影响。因此,在国际政策协调中,需要把握好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国际协调中要体现中国的根本利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基于不同的立场和利益,不可避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我们不能效仿美国的霸权主义,但也不能无原则地妥协退让,要学会据理力争,维护本国的合理利益。这既需要原则和立场,更需要策略和技巧。应该在尊重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对话处理分歧,避免对抗和两败俱伤,促进实现互利共赢。在国际经济政策的互动与博弈中,与国内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提高中国宏观调控的绩效,实现本国利益。

  第二,在国际治理新秩序重建中,提高中国的话语权,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积极稳妥。要防止保守主义,但更要防止冒进主义。作为经济大国,中国要承担国际义务,但也要协调建立责任共担机制,承担与自身国力相对等的义务。

  第三,倡导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反对保守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未来要着力推动国际社会达成合作共赢的发展共识,更要把共识化为行动,建立多赢的、商业可持续的国际化准则。继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促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四,逐步建立和推行中国标准。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中国更多是以开放促改革,让国内规则接轨国际规则。下一阶段应做好两个统筹,把开放换规则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统筹安排国内国际两套规则,既要让国内规则吸纳国际规则中的合理成分,又要让国际规则的发展步伐与国内规则的改革进程相协调,统筹安排国内外市场、资源和规则。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中国在航天、高铁、互联网金融、移动通讯等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应加快建立相关标准并在全球推行。中国过去局限于发展中国家身份难以灵活协调各方诉求,下一阶段应汇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方经济发展利益,利用自身改革开放发挥关键作用,谋求全球共同永续发展。

  第五,由商品“走出去”向商品和资本“走出去”并重转变,做好相应公共服务。中国资本和产能“走出去”,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现象。但是,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对于私人企业,不能使其成为向外转移资本的变相渠道;对于国企,要把符合中国战略利益、商业可持续和锻炼内功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要以市场化为原则,去哪里、投什么、怎么投、投多少等,都应由企业独立做出决策。政府要做好公共服务。一是要与东道国加强沟通,维护中资企业的利益,不能让其利益受到非法侵害。二是驻外机构、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要联合国内外研究机构,加大目标市场调研,对东道国的历史、文化、法律、政治、自然、经济、国际关系等领域做系统研究,要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探路者(5.620, -0.02, -0.35%)和向导,也要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权威、及时的决策依据。三是加大人才培养。人才稀缺是“走出去”的企业普遍反映的突出问题。政府要引导和支持各类机构,加大既懂经营管理,又熟悉东道国语言、文化和历史等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第六,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提高中资金融机构的全球服务能力。一国金融国际化程度越高,服务能力越强,越有利于一国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需要金融业的双向开放。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中资金融机构已经具备了进入主流市场的条件和基础。政府应支持中资金融机构不断提高全球服务能力,在当地经济金融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深耕本土市场的同时为中资企业铺路搭桥、穿针引线。要统筹设计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政策框架和策略,加强与国际机构、外国监管机构的沟通和协调,支持有条件的中资金融机构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第七,主动作为,积极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要准确评估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及其变化,立足自身,主动作为,努力构建新形势下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新环境。一要基于中国参加全球分工的需求和条件,做好“取”与“舍”的顶层设计,明确战略方向和重点。二要积极利用G20、IMF、世界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多边平台,全面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新平台优势,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由国际经贸规则的跟随者、执行者转变为主导者、制定者。三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第八,要充分把握全球发展大势、人类共同体理念,用国际社会能听得懂的语言,传递中国的理念、主张、政策、诉求。近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已经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未来要加强对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传播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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